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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牧区从业人员构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阿拉善新闻网     17-10-31 23:39    打印本页     来源:阿拉善日报

●赵永刚 塔娜 田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把农业结构调好调顺调优。这包含了产品结构、经营结构、区域结构和人员结构四方面的调整优化。当前,农村牧区实际从业人员出现“高龄化”“空心化”现象,制约和影响着农村牧区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牧区从业人员是建设新农村新牧区的主体,如何留住、培养农村牧区本土人才和引进外来人才,形成城乡人才良性互动的机制,对解决好“三农三牧”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全面掌握我盟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现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盟委农工部先后深入全盟3旗17个苏木镇21个嘎查村,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对684户2275名农牧民进行了随机走访,客观地掌握了我盟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以期为加快推进我盟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政策参考。

  一、我盟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现状

  (一)农村牧区从业人员实际从业情况

  从大的方面来分,可将农村牧区户籍人口从业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人员是完全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即常年在本地从业人员,这类人员是当前直接参与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调查人口2275人,18周岁以下人员300人,60周岁以上人员228人,外出务工、创业及其他人员452人,在农牧区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18—60岁)为998人,占调查总人口的43.9%。另一类是在外人员,包括从事非农牧工作人员、求学人员、进城退养人员等,占农村牧区总人数的56.1%。全盟农村牧区人口集中在农牧业、农牧区。农牧业仍然是农村牧区最主要的产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为706人,约占全体调查人员的31%。

  (二)农村牧区从业人员年龄结构情况

  从调研情况分析,我盟适龄劳动人口在整个农牧区从业人员中居于主体地位。适龄劳动人口1730人,占调查总人口2275人的76%。年龄段为35-60岁之间的人员1129人,占农村牧区人员总数的49.6%,占适龄劳动力(18—60岁)人口的65.3%;61岁以上占到总人口的10%;18—35岁人员601人,占调查总人口的26.4%;18周岁以下人员300人,约占调查总人口的14%。而转移劳动力在外务工人员中,无一人超过60岁。在农牧区,从业人员年龄基本在35岁以上,35岁以下青年在农牧区从事农牧业的仅有49人,占适龄劳动力人口的2.8%,占农牧区总人口的2.2%。转移劳动力年龄分布也呈现一定规律,外出务工人员中以青年人员为主。18-35岁的青年601人,占到总人口的26.4%,其中外出务工、创业及其他人员542人,占到外出务工人员892人的60.8%,占该年龄段青年人数的90.2%。转移、转产人员与农牧区本地从业人员相比较,转移转产人员中100%的为适龄劳动力。在外务工青年占青年劳动力总数的28%,自主创业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占到64%,仅有8%的青年劳动人员从事传统的农村牧区工作。由此可看出,绝大多数青年不在农牧区本地从业,呈现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庭模式”。因此,由于缺乏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给农牧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三)农村牧区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情况

  从调研情况分析,我盟农牧民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总体较低,农村牧区本地从业人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占到59.6%,高中学历占到30%,高中以上约占10%。而在转移转产人员中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员只占7%。高中学历占55%,高中以上占38%。从以上数字可清楚反映,转移转产人员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比重明显比在农村牧区从业人员比重高,从一个侧面证明转移转产人员文化素质要高于在农牧区从业人员。转移转产人员素质虽较在农牧区从业人员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受高等教育人数不多,或者虽然上了高等教育学校,但学校档次低、教育水平不高等情况。教育素质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转移转产人员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在农村牧区从业人员中,71%的从业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关技能培训。文化程度低,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弱,创新创业能力低,造成这部分从业人员增收致富能力差。

  (四)农牧民经营收入情况

  2016年,全盟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746元,同比增加1183元,增长7.6%,比全区平均水平低0.1个百分点,在十二盟市中排名居中;绝对值高于全国4383元,高于全区5137元,在十二盟市中位居第一。从收入构成看,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牧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8041元,占收入总额的48.02%,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8.9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为5757元、1952元和997元,分别占收入总额的34.38%、11.65%和5.95%。从增收贡献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最多。四项收入呈现“三升一降”的格局,农牧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较去年同比增长20.92%、7.17%和1.62%;而由于新一轮草原生态奖励补助的调整迟发未列入当年收入统计,转移性收入较去年同比下降5.81%。从总体趋势看,农牧民人均净收入增速呈稳步增长态势。全盟农牧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工资净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速上升了11.75个和2.6个百分点,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农牧民人均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了7.62个和12.15个百分点,呈现下滑走势。

  二、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结构失衡原因

  (一)城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张,农村牧区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非农就业,在城市扩张中实现了在城市的定居,从而实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农村牧区城镇化作为整个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侧面,主要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牧区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居住地由农牧区迁移到城镇区域。一方面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由此吸引着更多的青年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传统的农村牧区生产生活环节缺少有效的劳动力,无法继续发展。

  (二)传统陈旧的思想观念造成的影响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牧民的地位有与国家公务员、产业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实际上,农牧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却相差甚远。据前些年社会科学界人士统计,农牧民无论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尤其在偏远落后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人们对农牧民的认识还处在传统观念的框框中,看不起农牧民,鄙视农牧民职业的社会意识还根深蒂固。我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与农村经济发展还不配套。农牧民在田间地头忙碌了一辈子也被说成是“没工作”。由于农牧业收益相对较低,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如城市,农牧区的青年劳动力都希望走出农牧区,不愿意从事农牧业生产工作。加之父辈陈旧的思想观念,认为农民、牧民身份低人一等,不愿让子女继续从事农牧业生产工作,鼓励甚至逼迫儿女宁可外出打工也不能回乡从事农牧业,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没出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青年选择了外出。

  (三)农牧业政策性变动造成的影响

  国家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自2002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工程,之后又陆续在我盟实施了草原奖补、公益林补偿工程。至2013年,全盟共禁牧1.47亿亩,休牧1482万亩,划区轮牧125万亩,补播359万亩。一系列生态保护和恢复政策的实施,要求我盟的广大牧区必须改变原有的自然放牧的作业方式,严格执行禁牧、休牧政策,致使传统农牧业受到了刚性制约。草场被禁牧,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不复存在,迫使绝大多数的农牧民,尤其是牧民不得不从牧区搬迁出来,转而从事其他与农牧业无关的产业。以塔木素布拉格苏木为例,因禁牧政策使90%的农牧民无法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畜牧生产规模锐减,致使95%的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嘎查总人数为对比)。

  (四)农牧业短板制约着农牧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盟对农牧业投入了巨大精力,农牧业发展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如:农牧区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规模经营水平低,靠天养畜,分散经营的模式仍未根本改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挤压空间越来越小,补贴“黄线”和资源环境、土地耕地“红线”的双重约束等等问题,导致农牧民增收的空间在传统种养殖模式和结构下越来越小。多年以来,我盟的农牧业一直延续着祖辈传下来的相对传统的种养殖模式,产业结构上也曾多年延续是老三样:玉米、葵花、靠天养畜。种植业结构和传统的种养殖方式决定了我盟的农牧业是一种传统的、粗放的、广种薄收式的农牧业,在机械化大量普及的今天,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闲置。从现状上来看,目前我盟种植业中玉米作物还占有相当比重,而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有机果蔬、绿色农畜产品以及特色经济作物所占比重不大,优质、高效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转型提升。沙产业方面,科技研发和产品转化有所提高,但是市场占有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没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无法给更多的农牧区从业人员找到增收致富渠道。导致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打拼。

  (五)龙头企业示范带动能力弱造成的影响

  目前我盟农牧业新型经营组织逐渐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已有一定数量,其中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仅2家,5000万元以上10家(其中农业4家、绒毛加工6家),注册登记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738家。但从总体来看,龙头企业数量少、竞争力不强,辐射带动作用弱。农畜产品产业链条短,产品品牌效应不突出,市场份额低,竞争力不足。产业基地建设相对滞后,带动能力不强,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这些因素,致使农牧民的收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农牧民自身又具有抗风险能力弱,市场开拓不足,加工增值能力差等等先天局限,因此,迫使一部分农民转而选择进城打工等有相对固定收入的行业。

  (六)农牧区产业发展融资困难造成的影响

  应该说,农村牧区不乏有头脑、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人员,这部分人员有扩大生产规模、调整生产结构、从事新产业新业态的意愿。但是,在如今收入水平的制约下,农牧民满足来年的再生产以及家庭的衣食消费等生活需求后,可支配收入就所剩无几。客观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逐年攀升,农畜产品价格低迷,加之自然灾害及疫病影响,导致农牧民生产经营投入多、积累少,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主观方面,金融机构服务基层、服务农业的创新机制不够。从实际情况来看,银行有放贷的意愿,农民有贷款的需求,主要的问题是受融贷方式和融贷条件的限制,农牧民的土地、草牧场、房屋暂时不能用于资产抵押,农牧民生产性资金贷款难的瓶颈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同时还存在农牧民以发展农牧业生产为由向金融机构贷款,但实际用于生活改善或其他用途,没有真正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的现象。

  (七)农牧区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造成的影响

  从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在农牧区的从业人员,年龄普遍在45岁以上,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及初中以下,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仅占总人数的30%;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则更少,农牧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据调研,现今的农牧区从业人员主要由当初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时,岁数偏大的人员和虽然年青但受教育水平低,并且没有一技之长,担心到城里无法生活的人员构成。这部分人员存在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接受新技能、新事物能力较差;创新开拓意识不强;对新产业新业态不够积极;对国家的禁牧政策抵触情绪较强;转移转产能力弱、对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足等等。农牧区劳动力资源的低素质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农牧区富余劳动力就业领域和转移面越来越窄,农牧区无法发展大规模生产经营,无法适应农牧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促进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结构均衡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转变农牧区从业人员陈旧思想。充分发挥苏木镇、嘎查村带领能力,加强农牧民管理,完善农牧区服务关键点和主渠道作用,准确了解掌握农牧民劳动力资源状况和思想认识。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帮助农牧区劳动力不断更新观念,克服“小富即安”“外出务工好”等思想,树立全新的农牧区发展观念。着力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强化企业合作社带头作用,实现苏木镇、嘎查村集体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带动农牧民共同增收致富。强化我盟沙产业、旅游产业,以及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发展,提供产业发展“一条龙”服务,逐步实现劳动力转移由外出向内流的有序渠道。通过大力扶持“大漠人家”“胡杨人家”“阿拉善人家”“黄河渔村”等业态发展壮大,增加“农家乐”“牧家游”等休闲农牧业示范点,让更多的农牧民通过乡村旅游受益。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一号文件精神,认真研究我盟农牧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我盟贯彻落实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出台鼓励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创业的意见办法,吸引人流、物流、资金回流农牧区、农牧业。吸引企业主、高校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到阿拉善盟从事新产业新业态,促进我盟农牧业发展,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发展,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动,形成引领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的局面。

  (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紧紧围绕五大优势产业,立足“小、优、特”的地方优势,坚持品牌引领。做优绿色有机农业、做亮高端畜牧业、做强特色沙产业、做好精品林果业、做活休闲农牧业,鼓励各方技术人才投身我盟农牧区产业发展。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目标,推动传统旅游向以“观光度假、休闲体验、绿色美食”为显著特点的农牧区生态旅游转变,深入挖掘苏木镇、嘎查村文化旅游资源,传承发扬我盟特有的蒙元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进一步加大沙产业发展,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思路,积极构建“龙头企业+种植基地+科技孵化+农牧业户”发展模式,让我盟特色沙产业走出去,扩大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引”全国各地游客促进旅游增收、“引”新型青年农牧区从业人员壮大沙产业发展。

  (四)加快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千方百计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其竞争力和带动力。一是加大对区级、盟级以上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给龙头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二是发展一批新兴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外商、内商一起招,外资、内资、民间资金一起引,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发展一批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还要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树立为农民服务,与农民共同发展的理念,要在发挥自身加工、营销优势的基础上,与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紧密结合,带动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带领农牧民奋力开拓市场,建立稳定、畅通的营销渠道,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农民打交道,不断探索与农民的有效联结机制,努力实现企业与农牧户的双赢。

  (五)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以农产品基地建设为基础,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是围绕沙产业、林果业、高端畜牧业建基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形成特色品种。在种植规模上,要连片开发,形成规模特色。二是引导龙头企业建立基地,围绕龙头企业的原料需求和加工能力,引导龙头企业建立适度规模的标准化种养基地,稳定原料供应。通过企业基地的示范引导,与农民签订合同,引导农户建立种养基地。

  (六)加快打造农产品优势品牌。加大品牌战略,带动产业发展,搞活地方经济,富裕农牧民。加大优势农产品品牌的创建力度,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做大沙漠苁蓉、沙漠有机果蔬、肉羊等农畜产品规模,加大培植金沙臻堡、宏魁、驼中王等地区品牌,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确保全盟农畜产品卫生安全,加大优势品牌的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农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七)加快提高农牧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根据现代农牧业大形势,积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带动产业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职业中学、科技下乡特派员和农牧业单位及科研机构现有资源和设备,积极开展引导性培训,坚持以技能培训为主,政策带动为辅,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能适应市场需求和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劳动者,不断提高农牧民的素质和技能,增强竞争能力。制定和完善农村牧区产业发展科技培训长远规划,从抓好基础入手,提高农牧业后备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层次,从根本上改变低素质、低层次的格局,使未来的农牧民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人才。

  (八)加快农村牧区电商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农牧产品销售渠道,要结合我盟实际情况加快构建农村牧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农村牧区电子商务网络基础设施为广大农村牧区从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农牧产品销售渠道,从而吸引更多的青年农村牧区从业人员返乡创业,带动起农牧区经济发展。同时提高农村牧区电子商务物流配送能力,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快递”下乡工程,发挥好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点多面广及邮政普遍服务的优势,逐步完善物流节点基础设施网络,构建适应农村牧区电商发展的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村牧区电子商务的“最后一公里”。

[责任编辑: 赵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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