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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的分布及在阿拉善的遗存
阿拉善新闻网     19-03-28 23:26    打印本页     来源:阿拉善日报

○李发军

红陶双耳条纹罐(齐家文化),内蒙古阿拉善盟博物馆藏,阿左旗鹿圈山出土。

灰陶链条纹大罐(齐家文化),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博物馆藏,巴丹吉林沙漠采集。

灰陶单耳三足鬲(齐家文化),内蒙古阿拉善盟博物馆藏,阿左旗鹿圈山出土。

齐家文化甘肃马衔山瓦沟纹青白玉琮,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博物馆藏。

灰陶敞口杯(齐家文化),内蒙古阿拉善盟祥泰隆收藏馆藏。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第二大河,它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最长久、最灿烂的文明;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繁荣、最融合、最持久的“陆上丝绸之路”;成就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的辉煌;证实了“居延道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是主体部分)的“辅助道路”的历史事实(地域性出土文物是地域历史最有力的证明);形成了传承有序的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就是众多文化现象中的杰出代表。

  齐家文化是以现在的中国甘肃省中西部、青海省东部为中心涵盖宁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内蒙古西北部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仰韶文化(磨制凿制打制石器和装饰性钻孔石箭镞的出土,说明仰韶古人的祖先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审美意识,仰韶文化产生时间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窑文化(包括菜园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是黄河流域距今约4200年至3600年历史并以此遗址所在地命名的文化现象。大量的齐家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骨器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齐家文化体系。

  1920年--1924年期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刘长山等人先后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麻峪沟口、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时期的磨制打制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齐家玉器最早的发现者是中国农民文万福)、铜器等先民出土遗物,安特生等人对所采集的器物进行了观测、照相、搜集,并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骨器、玉器、蚌器等先后运回北京,对采集的器物进行了详细研究,由此揭开了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发现、研究序幕。

  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将“齐家期”列为西北地区上古时代“六期文化”之首,并推断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1945年,我国考古学家夏鼐在甘肃临夏广河县阳洼湾主持发掘了两座墓葬,清理出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器(片)多件,因此,夏鼐认为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推断,多年后的考古事实证明夏鼐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西北部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挖掘工作,共发现遗址350多处,其中规模较大、采集较多的遗址有:甘肃省临夏广河齐家坪、武威皇娘娘台、青海省乐都柳湾遗址、陕西省神木石卯梁遗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海家湾等遗址,这些遗址的考古挖掘为齐家文化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奠定了考古基础。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部门和阿拉善盟旗两级文物部门的努力下,代表阿拉善盟齐家文化现象的文物也通过考古挖掘出现在阿拉善左旗鹿圈山遗址、额济纳旗巴彦桃来苏木(农场)遗址和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遗址中,这些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为揭示阿拉善盟境内的齐家文化现象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也丰富了阿拉善境内的史前文明和人类繁衍生息、相互交往影响、民族交替出现的厚重历史。

  齐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向西向北辐射发展的结果。齐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则是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其中尤以陶器、玉器最具代表性。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以后陆续发现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现象,跨越距今7000年——3600年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地域、重叠的地层;不同的材质、相似的纹饰;不同的名称、一脉相承的文化上呈现出时代发展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也是中国、中西亚文明进入青铜时代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相互渗透、融合、影响的典范。随着盛极一时的齐家文化中心向西向北向中原等地的辐射、迁移,齐家文化在本土由盛转衰,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则开启了中国西北地区从农耕经济到农牧混合经济的转变,文化现象亦随之相应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早期齐家先民及祖先以农业种植为主,各氏族部落都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部落遗址一般都发现于便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河边台地上依山傍水,房子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屋内多用白灰面铺成,非常坚固美观,地面中央有一个圆形或葫芦形灶址,这种房屋结构是当时黄河流域最普遍的一种住房形式。齐家先民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在甘肃省永靖县莲花城西南部的大何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发现了很多粟粒。齐家先民的生产工具以石器、玉器为主,并有少量的骨器、角器、青铜器。农业生产中挖土的工具主要是石铲和骨铲,有些石铲已经用硬度很高的玉石来制作了,它们大都器形规整、刃口锋利。骨铲系用牛等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刃宽而实用。收割谷物用的石刀、石镰多磨光穿孔,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用于加工谷物。总体看来,石刀、石斧、石铲、石锛的数量较多,其他工具相对较少,反映了早期齐家先民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到中晚期,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畜牧业相对发达,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可知,齐家先民饲养的家畜以猪为主,还有牛、马、羊、狗等。在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三处遗址中共发现猪下颚骨 800 多件,表明当时的养猪业已成为齐家先民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与饲养业同期,齐家先民采集和渔猎方式继续存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齐家先民捕获的鱼、鼬、鹿、狍等野生动物骨骼。齐家先民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制陶技术和纺织业进步明显。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推广,晚期的齐家先民进入了铜石并用的辉煌阶段。

  齐家先民已经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陶器以素陶为主,彩陶较少。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沙红褐陶居多,陶质粗松,器型多属罐类。器物以双耳大罐和侈口高颈深腹双耳罐、侈口高(低)颈深腹无耳罐(杯)最富代表性。彩陶出土不多,彩绘以黑色、红色为主,纹饰以三角、菱形、绳纹、锥刺纹、篦纹、篮纹、方格纹、堆塑连珠纹、条带装饰纹等几何纹饰为特点,图案较规整、生动,有的陶器表面涂有白色陶衣或花纹,多装饰在陶器的口、颈、肩、上腹部等处。

  齐家先民的陶器主要受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陶器影响,器型以中小型居多。主要分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罐、壶、瓶、杯、豆、盘、碗、盆、钵、盉、瓮、陶纺轮、陶拍(垫)、陶球、陶塑等,其中双耳大罐、侈口双耳折肩罐、侈口无耳罐(杯)是其典型代表。也有造型协调、几何纹饰精美的彩陶和描绘动物图案的彩陶出现。制陶技术仍以泥条盘筑、手工捏塑、抹平刮削、拍打成型、涂抹上色为主。齐家先民的陶器演变是从粗矮向瘦长(高)发展。单耳罐颈部由矮到高,由窄小环耳发展到宽边弧形大耳;由耳上端与口沿平齐发展到低于口沿,大(小)双耳罐(杯)是齐家先民陶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器物。从早中晚期的变化趋势来看是由短颈逐步变为长颈,罐底直径和颈部直径的比例缩小,腹部由鼓腹平底器发展为折腹平底器,有较少数量的三足器和圈足器。彩陶数量也由多变少,出现少量的黑陶和白陶,三足器和圈足器最少。齐家先民还善于用粘土捏制各种人头造型、动物塑像。人头长颈圆颊,双眼仰望,动物有猪、马、羊、狗、鸡等,形体或长或短、灵巧生动,尤其以陶鹤为代表,有“翱翔一万里,来去几千年”的风姿。还有极少的陶制瓶和鼓形响铃,铃内装一小石球,摇时叮铛作响,似为玩具,或为捕猎时相互联系的工具。

  到中晚期,齐家先民的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遗址、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石纺轮及骨针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的墓葬人骨架上、陶罐上有布纹印痕。大何庄一件陶罐上的布纹保存较好,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衣服主要是用麻布缝制。齐家先民青铜器的制作多采用冷锻法,也有采用单范铸造与简单的合范铸造,属于当时比较先进的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独具特色的齐家陶器,以材料丰富、朴素大方、品种繁多、工艺精美成为黄河流域一道亮丽的文化现象。

  齐家文化玉器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与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龙山文化玉器齐名并肩,构成中华玉器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以器型繁多、挺拔大气、朴素精致、玉色丰富而著称于世。传递着四千年左右的古代先民的生活生产历史信息,其历史内涵及外延、艺术思想及品位令我们细心品读和震撼。由于交通及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影响,齐家玉器所用玉材基本上就地就近取材,主要有透闪石、蛇纹石、大理石等各种材质,其中以甘肃马衔山玉、武山鸳鸯玉、祁连山岫玉、青海玉、石质较重的大理石、石英较多,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玛瑙石以及少量的新疆和田玉等。其玉色主要有青色、豆青色、豆绿色、墨绿色、深绿色、黄绿色、浅绿色、淡黄色、灰色、黑色和白色等,其中黑色、白色玉最为稀少。《尸子散言》云:“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返),百人往,十人至”。这是春秋时期对采掘新疆和田玉的真实描述,由此可以确定:齐家文化时期的先民,是最早采掘和使用新疆和田玉的先行者。

  齐家玉器种类繁多,近百年来因疏通道路、开垦田地、修建房屋、建设工厂等基建活动出土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齐家玉器。按其功能可分为礼器类、工具类、装饰类几大类型。礼器类器型主要有:琮、璧、圭、璋、璜、钺等。这类玉器用料考究,多选用玉质纯净、玉色单一的透闪石类地方玉和少量新疆和田玉,符合《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的描述。工具类器型主要有:刀、斧、镑、铲、凿等,这类玉器用料较差,多选用本地玉料或石性较重的玉料。兵器类器型主要有:刀、矛、斧、鑠等。装饰类器型主要有:臂饰、管饰、牌饰及人、鱼、羊、狗、龟和蚕蛹等动物雕件。兵器类和装饰类玉器用料较好,除用本地方密度较大、玉色单一的玉料外,还有少量的新疆和田玉。齐家玉器从形制上有明显的早中晚期之分。早期玉器器型单一,多素面无纹,器型不甚规整,器物平面与壁薄厚不均,外缘有明显的突凹、变形特征。中晚期器型多样,制作较精细,部分玉璋或玉刀等器物上出现了阴线雕琢、浅浮雕、圆雕及镶嵌绿松石等花纹、人物装饰,工艺质朴、厚重古拙。

  齐家玉器大器挺拔饱满,神秘凝重。小器小巧精致,生动传神。加工工艺从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已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制玉工艺,玉器的切割痕迹十分明显。因此,笔者认为:齐家文化中晚期,或许已经产生了比青铜硬度更高的金属工具,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深竣、笔直的切割(线)痕迹。所谓采用动物皮、筋等,加以水和解玉砂进行的玉器线切割工艺和片切割工艺是需要重新论证或研究探讨的。齐家玉器的制作具有相当高超的切割技术,在很多遗址或墓葬中都发现了带有明显切割痕迹的玉器、玉料,从这些玉器、玉料上可以看出,用作切割的工具厚度仅有2、3毫米。齐家先民到底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完成玉器制作的呢?新疆和田玉的硬度为摩氏6-6.5度,现代钢锯的硬度为6度,现代钢锯尚不能刻划新疆和田玉,但在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时期,先民使用什么工具来制作和田玉玉器的呢?是使用石英(7度)、黄玉(8度)、刚玉(9度)、金刚石(10度)还是使用其他金属工具?值得我们今后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为齐家玉器的制作方法和制作工具至今没有发现记载和出土,猜测和推断是不足以证明真实的历史存在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的考古挖掘、遗址墓葬发现中逐步解析。

  齐家玉器的钻孔有单面和双面钻孔之分。较薄的玉器是单面钻孔,钻孔一面大一面小,小的一面或为直接钻通但多为捅开的,呈喇叭状,俗称“马蹄眼”。表现在大小型玉璧、玉璜等器型上。较厚的玉器如玉琮、玉筒、臂钏等则是从两面对穿钻孔,外壁切割磨制而成,部分玉器几乎不留任何切割、琢磨、抛光(用兽皮、水、解玉砂在玉器表面反复磋磨,使毛糙之处逐渐平滑光润的工艺)的痕迹。

  齐家玉器沁色具有其明显特点,一是沁色明显、单一,玉器受沁处主要呈现黑色、褐色、红色、黄色、白色等。二是玉质表面受沁处有一层浅薄的褐黄色、黄色或白色等。三是多色沁玉器较少。齐家玉器的沁色主要有石灰沁、黄土沁、水银沁、朱砂沁、碳黑沁等沁色。齐家玉器单色沁多,多色沁少,沁色过渡自然、包浆饱满沉稳、柔和呈亚光状。齐家玉器有着它独特的美感,它不像红山玉器、龙山玉器那样光滑莹润;也不像商周玉器那样纹饰神秘;更不像春秋、汉玉器那样精美细致。

  齐家玉器在纹饰上分为早中晚期。早期玉器多素面无纹,器型不甚规整,以素面琮、璧 、圭、刀等为主。中晚期玉器造型纹饰多样,制作打磨较精细,部分玉琮、玉璋、玉刀等器物上出现了阴线雕琢、浅浮雕、圆雕及镶嵌绿松石等植物花纹、动物人物造型及装饰。其中,玉琮多用于祭祀,有极少量玉琮上分布着不同数量、深度的多道瓦沟纹,体现出古人敬畏自然,以纵直宽纹和多道横瓦沟纹象征河流和田地沟渠等。筒型器则与祭祀直接相关,大多素面无纹。而凸型园壁则是玉壁与玉琮的巧妙结合,基本都素面无纹,偶有几件凸型园壁玉器出现一至若干圈旋纹或其他纹饰亦属事物的特殊现象。处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齐家玉器被加以阴线或减地工艺雕琢动物、人物等纹饰。

  齐家玉器纹饰简单直接、变化较少,反映了黄河流域先民最朴素的审美意识。由于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分布于中国甘肃省中西部、青海省东部、宁夏东南部、内蒙古西北部的阿拉善盟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地下水位较低,干燥的土壤特征使齐家玉器历经四千年左右的物理化学变化多数整体仍然完整,并且残损程度极低、包浆古旧沉稳、亚光中透着些许温润,但沁色多数不甚丰富(个别玉器沁色丰富厚重),钙化程度不高,与齐家玉器多样的玉材、丰富的造型、简单的纹饰共同构成了齐家玉器不同于其他地区出土玉器的显著特点。

  齐家玉器在以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个别被改制的玉器。如西周时期改制的和田白玉琥纹玉钺。宋辽金西夏时期,许多出土的齐家玉器被改制成其他造型的玉器,如西夏时期改制的青玉凸唇玉琮,堤型琮状、中方束腰、两头中空凸唇,与北宋圆型瓷琮造型相似,应是仿北宋瓷琮造型制作,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据《山海经》记载,中国古代产玉的地点有两百多处,而目前国内发现并可供采玉的地点也仅有二十多处,不及古代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多古代玉器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玉矿来源资料,而无法准确确定具体采玉制玉地域,实属遗憾。

  随着齐家文化陶器、玉器、铜器、骨器等文物的陆续出土,传递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齐家先民的生活、生产信息,其历史内涵及外延、艺术思想及品位令我们震撼。也为我们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挖掘阿拉善境内的史前文明和人类繁衍、民族交替、居延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诠释出阿拉善境内的“岩画”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程度,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能够揭开它们之间的神秘面纱,为展现阿拉善悠久厚重丰富立体的历史现象提供依据,再现“翱翔一万里,来去几千年”的岁月风姿。

[责任编辑: 赵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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