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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共产国际秘密通道初探(上)
阿拉善新闻网     19-07-29 21:36    打印本页     来源:阿拉善日报

  近读原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乔桂章同志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书中记载: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巴彦淖尔盟视察工作。邓小平同志问,原来的定远营现在叫什么地方?巴图巴根(时任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答道,现在叫巴彦浩特。邓小平同志说,当年我从苏联回国,通过蒙古,路上骑着骆驼,真是困难。到了定远营,就感觉到了一个好地方,在那儿我们还洗了个澡呢。关于邓小平曾经到过定远营一事,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方志与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但是,对邓小平当年从前苏联经蒙古国、穿越阿拉善高原到达银川、西安的历史背景及在阿拉善的道路交通情况的记述却很少。前段时间,笔者沿着当年的定库古驼道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史记载,认为阿拉善境内有一条联系共产国际的红色秘密通道。现就阿拉善共产国际红色秘密通道及阿拉善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历史意义做简要论述。

邓小平在国外学习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乘法国邮轮鸯特莱蓬号漂洋过海,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勤工俭学生活。邓小平在法国巴耶中学学习五个月后,因交不起学费,被迫中断学业,不得不离开学校去打工维持生计。他在施耐德工厂当过轧钢工,在香布朗工厂做过扎花工,在哈金森橡胶厂干过制鞋工,还和周恩来等人开过一家“中华豆腐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期间,他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创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赤光》半月刊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他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同志们亲切地称他是“油印博士”。

  1924年7月16日,邓小平出席旅欧共青团五届一次执委会并当选为书记局成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和叔叔邓绍圣等17人离开法国,经德国到达苏联,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到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相关课程。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出于保密考虑,使用俄语化名“多佐罗夫”。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他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一栏填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西北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接受李大钊、邵飘萍、宣侠父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

  1926年5月,冯玉祥访问苏联,苏联答应对他和国民军进行援助,决定把原来确定的向国民军提供5万人的军事装备计划扩大到装备40万人。冯玉祥希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选派革命同志到他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冯玉祥回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联军的军、师、旅、团各级都建立了政治机构,二百多位共产党员在冯部做政治工作,著名的有刘伯坚、刘志丹、高克林、安子文、方仲如等。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刘伯坚出席了誓师大会。1926年底,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邓小平及王涤亚、朱逸尘等人前往冯玉祥部队工作,从莫斯科启程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关于邓小平从苏联回国的时间,较多的史料记载是在1926年底,《邓小平自述》和其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也是如此记述。但是,俄罗斯学者潘佐夫、斯皮恰克父女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了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学们的个人档案和他们就读大学的相关馆藏资料,记录邓小平等人离开莫斯科是在1927年1月12日。在离开之前,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发布了由党支部局书记阿戈尔签字的对邓小平之个人鉴定,以备国内组织参考:“多佐罗夫同志是一名非常积极、有毅力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和少共团员,他是中大少共支部局委员会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强,克制力强,学习能力突出,在少共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些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

途经阿拉善

  邓小平当年回国的路线,文献上记述较少,我们仅知道他们一行20多人“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出三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三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和王崇云、朱士恒两名共青团员。他们三人换乘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三辆,都由苏联人驾驶。”《邓小平自述》说和他一起回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位是李大钊的弟弟,据查证,李大钊没有亲兄弟,当是表兄弟之类。进入阿拉善境内后,由于沙漠阻路,他们三人改骑骆驼到达定远营。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较少,我们只知道邓小平亲说曾经到过定远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这段经历着墨不多:“乘骆驼,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所以,邓小平从入境到定远营的路线就是我们考证的重点。

  我们考证当年从蒙古国到定远营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三音诺彦汗部(今南戈壁省)塔林敖包入境额济纳旗到定远营,一条从该部沙廷敖包入境到达今阿左旗班定陶勒盖再到定远营。基于邓小平向女儿口述“八天八夜”这一线索,我们推断他当年就是从沙廷敖包入境,因为从沙廷敖包入境到达班定陶勒盖,然后启程到达定远营的骆驼脚程正好就是八天。若从塔林敖包入境,骑骆驼则需十几天才能到达定远营。而且,从班廷敖包入境还有些许的便利,一路有许多自清代延续下来的驿站。如此,邓小平在阿拉善的行进路线就清晰起来。

  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从乌兰巴托南下到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行7.5公里到达班定陶勒盖。休息一晚后,汽车向东往五原方向驶去。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三人的目的地是西安,须经银川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接工作,所以,从班定陶勒盖雇佣骆驼向定远营进发。

  班定陶勒盖是戈壁上一座孑然独立的红色山丘,周长不过数百米,南坡有一建筑遗址,为依山而建的两间房结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红土墙壁和完整的青砖,周边散落一些陶、瓷生活用品残片。据相关史料记载,班定陶勒盖驿站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边防卡,小有名气,旧设电报站。1936年9月,范长江在这里尚看到有“数十家商铺”。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水井,判断此处并非站址,于是扩大了勘察范围。果然,在红山头西北两公里处找到了相对集中的古建筑遗址,在那里有一口水井遗迹,井圈用土坯环形铺设,极为规整,说明当年人们对这里的建设较为重视。我们判断,这里应该就是班定陶勒盖边卡旧址,因为周边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班定陶勒盖红山头,故名。历史记载有限,我们无法揣测邓小平等人远渡重洋六七年后再一次踏上国土的心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是邓小平归国开始南征北战波澜壮阔革命一生的开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前面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回想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血气方刚的小平同志此时想必是心潮澎湃吧。

  据资料推测:

  第一天出发往南行20公里至哈布特盖敖包,午饭后南行15公里至乌兰刚格。蒙古国独立后,阿拉善旗为加强边卡防务,在这里增设了一个边卡,主要防范所谓的“赤党”(即前苏联共产党、蒙古人民党、中国共产党人)进入。1931年10月,中共西北特委成员潘恩溥、齐文魁等人回国开展革命就是在这里被阿拉善旗边卡卡兵发现逮捕的。所幸邓小平此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第二天朝东南行32.5公里至苏红图;东南行25公里至温都尔毛道住宿。

  第三天东南行25公里至沙日扎庙,就是现在的吉祥法雨寺,始建于1797年,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蒙驼道重要的驿站,驻有阿拉善旗卡兵。休憩后向东南行30公里至扎干呼都格,即今天的乌力吉镇政府驻地。

  第四天继续向东南行30公里至阿门乌苏;休憩后东南转南行32.5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也就是现在的巴彦诺尔公苏木政府驻地。

  第五天向东南行35公里至都日勒吉;转南行32.5公里,越巴彦乌拉山冈,抵那林苏海图。那林苏海图意指水源丰富之地,曾是原豪斯布尔都苏木的一个嘎查,居民较多,218公路升级前是阿左旗通往阿右旗、额济纳旗的重要交通点。如今村落旧貌依然,却不见人际炊烟。

  第六天朝东南行27.5公里至乌兰呼都格;再东南行15公里至查干布鲁格住宿。这里有个白塔寺,始建于1818年左右,是阿拉善北寺一世活佛罗卜藏丹比贡布和三世活佛罗卜藏都布丹金密德吉木苏身葬之地,曾是阿拉善比较热闹的一处驿站,周边地区佛教信徒及商贾路人常聚于此,旗府政事及各类消息多由这类驿站传播。原寺庙已毁,如今复建,规模比当年小许多,仅一间佛殿和三四间厢房。

  第七天向东南行30公里至当铺。当铺实为原紫泥湖畔的一处商贸集散地,距离原阿拉善王府不远,是阿拉善驼商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来往旅客络绎不绝。我们找到了这处遗址,房舍院落痕迹保留甚好,有大量的煤炭碎屑和质地不同的瓷器、陶器残片。

  第八天往东南行20公里至哈尔淖尔贡,然后向东南行22.5公里达定远营。自从乌兰巴托出发十多天的行程,定远营是所经最大的城镇,建筑宏伟,居民众多,商贾云集,旅店设施较好,邓小平难得地在这里洗了个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称这里是“一个好地方”。

西蒙驼道是西部地区

重要的商业通道

  那么,这条道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与中原各民族在战争中交融。他的子孙们建立的元帝国在全国各地开发通运、设置驿站,使塞北与中原的经济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元朝以后,蒙古旧部退回了漠北高原,但不时南下发动战争。明清时期,蒙古人南下的各种交往,主要在四条较为固定的路线上进行。自东往西依次为张库(张家口——乌兰巴托)大道、归蒙(呼和浩特——蒙古)商道、包库(包头——乌兰巴托)商道、西蒙驼道。其中“西蒙”就指阿拉善地区,意指河套以西的蒙古族。所谓驼道,顾名思义,就是骆驼常年行走形成的道路。

  清朝以后西蒙驼道的畅通,得益于旅蒙商的成功。清康熙年间,清廷逐步放开了对旅蒙商的贸易禁令,名扬天下的晋商首先看到了商机。阿拉善旗地域辽阔、民风淳朴,蒙古族人民诚实豪爽、敦厚好客,具备较好的行商条件,使他们敢于大胆放手经营,使得路断行人稀的西蒙驼道恢复了往昔的繁荣,逐渐垄断对蒙贸易。

  西蒙驼道的畅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沙俄占领中国黑龙江地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的通商权利。同时,该条约为沙俄以勘界为名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其第十一条明确写道:“为整理俄国与中国往来行文及京城驻居俄国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图二处遇有往来公文,均由台站迅速行走,除途间有故不计外,以半月为限,不得迟延耽误,信函一并附寄。再运送应用物件,每届三个月一次,一年之间分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递,勿致舛错。所有驿站费用,由俄国同中国各出一半,以免偏枯。”恰克图至库伦至定远营及库伦至达来库布的驼道因此得到了沙俄及清政府的加强,沿途设驿站无数。至民国时期,由于外蒙古宣布“独立”,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域内的部分驿站派驻卡兵,成为边境防卡。

  西蒙驼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阿拉善旗定远营到库伦,称“定库驼道”;一条从额济纳旗达来库布到库伦,称“达库驼道”。主要用于外蒙古人与西蒙两旗及甘(主要是河西走廊)、宁、陕地区各族人民进行各种商务活动。共产国际正是利用这种商务活动将这两条驼道开辟为与中国革命联系的秘密交通线,无数革命志士以商人的身份通过这条驼道来往于苏联、蒙古与国内,部分共产国际援助物资也是经过这条通道运抵国内,有效地支持了国内革命。

共产国际代表奥西洛夫

牺牲在这条交通线上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西北地区(当时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为加强党对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吉合、潘恩溥等人回国,建立西北地区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派布里亚特蒙古人奥希洛夫帮助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奥西洛夫曾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了1925年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来阿拉善做过社会调查,对内蒙古地区形势比较了解。1931年7月底,王若飞三人分头从莫斯科出发,8月初到达乌兰巴托。在共产国际驻乌兰巴托代表的协助下,他们研究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回国后的任务和工作方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由王若飞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溥、奥希洛夫任委员,决定将西北特委机关设在宁夏。党中央给他们的任务是: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调查西北情形及西北各地党的活动情况,向党中央做详细报告。

  王若飞根据这些指示,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1.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总方针下,贯彻民族解放的原则,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决。2.组织西北各级党组织,领导西北农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与地主剥削的斗争,逐步实行土地改革。3.以宁夏为工作中心,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逐步建立红军。军事行动的第一步是打通西北路线。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直属北洋政府蒙藏院和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管辖,同时接受宁夏护军使和宁夏省地域管理。1928年,宁夏建省,1929年将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划入,两旗地域面积占宁夏全省的四分之三。由此也说明,早在建党初期,阿拉善地区的战略地位就已经进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视野。

  准备工作就绪后,王若飞等人分东西两路回国。王若飞、吉合、朱实夫走东路,从二连浩特入境到归绥;奥希洛夫、潘恩溥、巴达玛等人走西路,走定库驼道直奔宁夏阿拉善定远营。王若飞顺利到达内蒙古,在归绥、包头会同乌兰夫等人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准备只身前往宁夏,不幸于11月21日在包头泰安客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西路这边为避免目标过大分成两拨出发,潘恩溥、那生敖其尔(巴德玛)、布音迭尔格勒(福明泰)、齐图门巴依尔(齐文魁)为一组,奥希洛夫、图门巴依尔(与齐文魁非同一人)、额尔敦别立格和一名外籍女性为一组。潘恩溥等人入境阿拉善旗后第二天(10月31日)即被阿拉善旗乌兰套尔盖边卡发现逮捕。奥希洛夫四人入境阿拉善后即被以沙海旦增为首的部分潜逃到阿拉善旗的蒙古流亡分子发现,双方发生枪战,击伤对方四人,将其击退。为了避免被阿拉善旗边卡发现,奥希洛夫等人改变行走路线,绕道北银根、查汉扎德盖、图克木、罕乌拉、吉兰泰去定远营,这是定库驼道在阿拉善域内的一条支线。沙海旦增不甘心失败,勾结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仁嘎卡尾随奥希洛夫四人至吉兰泰盐湖西边乌呼图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在奥希洛夫四人休息做饭时派人上前搭讪,谎称去定远营送新兵要求同行。奥希洛夫等人信以为真,失去警惕,和他们热情攀谈。沙海旦增等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残忍地将奥希洛夫四人杀害。

  至此,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书记王若飞被捕,两名委员潘恩溥被捕、奥希洛夫遇害,西北特委未能真正开展工作即被完全破坏。

红军北上的目的是

从阿拉善打通国际路线

  由于阿拉善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研究阿拉善历史我们看到,与阿拉善密切相关的战事就有多次。汉时与匈奴的战争主要就爆发在阿拉善地区,骠骑将军霍去病纵横驰骋数千里,使匈奴漠南无王庭;隋、唐时期,于阿拉善地区与突厥、吐蕃大战;西夏时期,阿拉善是成吉思汗与西夏王朝征战的主战场;明初征西将军冯胜于阿拉善大败元兵而致此地三百多年没有人的踪迹;清代乾隆从阿拉善调兵亲征噶尔丹;清末陕甘回乱戕害阿拉善;民国马鸿逵残酷盘剥阿拉善;抗战时期板垣征四郎企图将阿拉善变成日本控制西北觊觎中原牵制苏联的据点;和平解放前期德王、李守信率部妄图在阿拉善建立自治政府以对抗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政府。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战事不断,承受了太多的负重与血腥,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与破坏。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了阿拉善,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北渡黄河占领阿拉善,打通国际路线。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近10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坚持南下川康。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被迫率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不顾一切开向中苏(蒙)边境,力图接通苏联,取得援助。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指出: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够达到西北边界去,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使得长途跋涉的红军能够生存下来,我们就能够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此刻,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

   (作者系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盟政协特聘文史专员、现就职于盟行政公署办公室。本文部分内容由阿拉善盟党校那顺副教授提供)

   (待续)

[责任编辑: 赵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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